大旱灾正在肆虐长江中下游，湖北、湖南和江西尤其严重。国家防总的统计显示，截至5月29日，全国耕地受旱面积1.044亿亩。看来，今年夏粮“事实上”的大丰收难度十分巨大。“湖广熟、天下足”，当“两湖”面临农业减产之际，下半年的通胀形势也就再添了新的失控风险。

     本轮大旱席卷长江中下游，与气候异常密切相关，坊间把恶劣气候不断归咎于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，对自然生态的破坏。这一论断尚未有权威部门，就此给出令人信服的证实或证伪。讨论这些议题，牵涉到深层次的政治问题，短期内只怕难有定论。

      眼下，更为迫切的事情，是引起更多的人对中国农村衰败和凋敝现状的深刻认识。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的转型，更是关系到中国农村的下一代将面临着怎样的未来。

     此次长江中下游干旱，导致农业生产出现危机，一方面固然与气候异常关系重大，但另一方面也彰显出农村的农田水利建设的长期被搁置。加上中国农村的常年萧条，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已经十分落后。实际上，不少地区使用的农田水利设施，依然还是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兴修的。虽然他们已经千疮百孔，但依然是抗旱、蓄洪的主体性工程。

     过去30年，中国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欣欣向荣，30%以上的投资增速成为常态，投资GDP之比呈现离谱式的攀升，大型工程不断上马。而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投入，历史欠账累累。2008年发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，全国70％以上的村庄没有任何农田水利投资，而能够获得国家投资的村庄仅占9.56％。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测算，对于中国目前农田水利欠账，即使每年投入能达到3000亿，也需要用10年以上，才能把整个农田水利体系建设起来。如果过去30年，中国农村的基本生产条件没有耽误，灌溉、水利等工程建设投入充分，历次的旱灾损失就不会如此严重。

     终于，2011年的中央“一号文件”把焦点放在了水利改革的发展上。虽然这是新中国成立62年来，中共中央首次系统部署水利改革发展全面工作的决定。但是，现在看来，除了带来了一波水利板块股票行情之外，至今并未对农村建设产生多大影响。

     2003年至今，中央连续8年发布“一号文件”，都是与“三农”问题密切相关，可是中国农村在这过去的近十年，恰恰却是衰败最快的时期。

      虽然浙江、江苏和福建等东部沿海的部分农村，在小城镇化得带动下，现在经济上已经十分富足，但这无法从总体上扭转中国农村整体衰败的趋势。2011年春节期间，《第一财经日报》、《新京报》和《京华时报》等主流媒体都设计了“记者还乡”的专题报道，全景展现了故乡的各种变化。在这些包含真情的记录中，许多篇章都关注到了农村凋敝的残酷现状。

     现在，哪怕是相对富足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农村，环境污染、社会治安问题十分严峻，这可谓是另一种角度的农村衰败，虽然换来了可观的GDP繁荣。伴随着部分农村GDP经济的繁荣，环境污染和社会治安问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，但是环境恶化到今天这等程度却是十分不应该的。

     日前，我在FT中文专栏发表了一篇《食品危机根在农村衰败》的文章，持有类似观点的还包括网易CEO丁磊和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。虽然不少读者对这一观点持有保留意见，但多数对于中国农村衰败的现实则十分认同。本来，农村应该成为城市粮食、蔬菜和食品的主要提供者，而如今不少农村也已经成为了农产品的需求者，两相重叠使得食品供求关系加速失衡。于是，在监管不到位和法律不